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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“猪分法” ,垃圾分类还能怎么分?
时间:2019-07-04

 

月1日起,上海已开始强制实施垃圾分类,除了让人焦虑的分类方式,引起热议的还有严格的惩处措施。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,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罚200元,单位混装混运可罚5万元。然而,7月3日,北京也表示即将开始垃圾分类,且“罚款金额不低于上海”。“垃圾不分类,钱包两行泪”。
不过,比起垃圾分类大国日本,这样的处罚已经很温和了。日本将垃圾分类上升至法律层面,相关规定繁多且严格。按照日本的《废弃物处理法》,随意丢弃垃圾者,轻则罚款30万日元(人民币约合2.1万元),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亿日元(人民币约合71万元)的罚款。
当然,日本在垃圾分类的赛道上已经跑了二十多年,刚起跑的选手难以与之直接“看齐”。不过,距离上海329公里之外的金华2014年便开始了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,其探索的分类方法和“熟人社会监督体系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灵感。
▍农村垃圾的“二次四分法”
金华农村地区采用的是“二次四分法”的垃圾分类模式,即农户们先将生活垃圾分为“会烂的”和“不会烂的”,“会烂的”垃圾丢入绿色垃圾桶,运送至村内的“阳光堆肥房”,制成有机肥还田。
“不会烂的”垃圾丢入灰色垃圾桶,再由村庄保洁员将“不会烂的垃圾”的分为“可卖钱的”和“不可卖钱的”,“可卖钱的”交给资源公司回收处理,“不可卖钱的”由政府统一处理,进入垃圾填埋场、焚烧厂,其中有毒有害垃圾进行处理。

居民使用的垃圾桶
这样的分类方式简单易上手,在后端处理中,“会烂的”垃圾进入政府出资建设的“阳光堆肥房”,70%的垃圾都能转变为农户所需要的有机肥,变废为宝的同时,也减轻了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压力。
垃圾分类的“熟人社会监督模式”
由于城市和农村在人员密集程度、垃圾成分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,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垃圾分类模式必然不同于农村,甚至要复杂许多,但农村垃圾分类根植于的“熟人社会”监督体系,或许对一些城市社区有借鉴价值。
经过了5年多的垃圾分类实践,有的金华村民每天起床后的事就是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,然后丢进门口两格式简易垃圾桶中,“垃圾如何分类”甚至还成为村民闲聊时的热门话题,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一种监督体系
在农村地区,垃圾分类被纳入村规民约。在实际操作中,每家每户的垃圾桶都贴上了二维码,环境检查员扫描农户门前垃圾筒的二维码即可打分、上传图片,一目了然。当然,相应的奖惩措施,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家庭可以上“笑脸墙”,获得围裙、肥皂等奖品,也可以通过垃圾分类信息管理系统的积分兑换超市、自动售货机商品或现金;分得不好的家户进入好名单,在全村公示。宣传上,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会被聘请担任环境监督员和劝导员。
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实现了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,另一方面也能让大家相互监督,“比学赶超”。
除此之外,各村还有各自的监督措施,有的村设有“妇女街长督查组”,对村里的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进行监督;有的村实行“党员责任制”,每名党员包干联系农户,每只垃圾桶对应编号一名党员和一家农户,对不合格者做出通报批评、组织约谈;有的村开展主题教育活动、生活垃圾分类竞赛等活动。
这些措施能够执行,很大程度上依靠熟人关系形成的的巨大网络,当地甚至有了“以垃圾论婚嫁”的新习俗,通过查看一户人家门口的垃圾桶干不干净、垃圾分得好不好,来看“要不要结成亲家”。由于环境检查员掌握着一手信息,因而也随之成了“抢手的媒人”。
中国乡村中的“熟人社会”有着强大的行为约束力,“共饮一井水,同住一条街”,好事坏事都能在一夕之间传遍,如何“维护面子”显得尤为重要。利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、发挥村民的强烈荣辱感,或许能助力未来农村地区垃圾分类的推行。
相比于农村,城市居民邻里间的纽带较为脆弱,熟人社会的约束力可能并不明显,基于熟人社会的监督体系能否在城市垃圾分类中运用,也许可以通过部分试点来检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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